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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世界級城市群
未來世界的競争，實質上是城市群之間的競争。
早在2006年，“十一五”規劃就提出“把城市群作爲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將大都市和小城鎮兩個角度統籌起來。直至“十三五”規劃對中國城市群格局明確定調，重點發展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在内的19個城市群，從“一群城市”邁入“城市群”的新型城鎮化思路逐漸清晰。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粤港澳大灣區的三大城市群建設已初具規模。2015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正式批準設立河北雄安新區。2019年2月及同年12月，《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相繼印發。三大城市群全部上昇爲重大國家戰略。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世界級城市群有六個，分别是以紐約爲核心的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爲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東京爲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倫敦爲核心的英倫城市群，以巴黎爲核心的城市群，以及以上海爲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
如今，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三大城市群正朝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的方向加速推進。邁向世界級城市群，不僅意味着指標規模與發展質量的提昇，更意味着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創新。
【中國城市群演進之路】
在西方一開始對城市群的研究中，以上海爲中心的經濟集聚區已受到關注。1976年，盡管當時我國處在改革開放前夕，戈特曼認爲存在以上海爲中心的城市密集區，並把它列爲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這在學界影響廣泛，也使長三角城市群一直備受國際關注。
在國内，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改革開放的推進，沿海城市制造業商貿業快速發展，人口大量涌入，長三角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等設想也在萌芽。
不過，當時圍遶城鎮化討論更多的是，究竟“走大都市還是走小城鎮”路綫。“十五”規劃中提出“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模”。
2006年，“十一五”規劃是思路轉變的關鍵節點。規劃提出“把城市群作爲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這就將大都市和小城鎮兩個角度統籌起來。並點名三大城市群的支撑作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内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自此，中國迎來城市群戰略時代。
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佈，同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於開展跨省級行政區城市群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下發，拉開了跨省城市群規劃的序幕。此後多地城市群規劃雨後春笋般紛紛出爐，“十三五”規劃中包括了19個城市群。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這意味着在城市和省級行政邊界之外，已形成另一套衡量區域發展的體系。
確定了怎麽做，接下來是具體的推進。而在此過程中，由於各地城市群規劃尺度較大，多個城市跨省合作並非易事。由此催生了2019年都市圈戰略的“出世”，由國家層面力推，强調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規劃尺度的縮小，讓城市間協同的“抓手”更加實在，同時也以都市圈支撑城市群的發展。2020年，在成渝城市群的框架下提出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也體現了這一思路的變化。
進一步看，實際上在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中，“一體化”就指明瞭長三角城市群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任務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壘，讓資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從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而這也是全國城市群、都市圈推進的重點。
至此，我國城市群戰略也邁出深入推進的跨越性一步。
【三大城市群各具特色】
2018年11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佈，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昇爲國家戰略。
讓要素在更大範圍内暢通流動，“一體化”和“高質量”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兩大關鍵詞。實際上，一體化的探索早在1982年就已經啓動。這一年，國務院决定建立上海經濟區，包括當時的蘇錫常和杭嘉湖等地。1997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正式成立，首批成員包括長三角15個城市。2005年，首次長三角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在浙江杭州召開。
2016年起，長三角城市群建設開始向國家戰略邁進。2016年，國家發改委、住建部聯合印發《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安徽合肥、蕪湖等8個城市正式納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正式上昇爲國家戰略。
相比之下，“協同發展”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關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京津冀“功能互補、區域聯動、軸向集聚、節點支撑”的布局思路。根據規劃綱要，2020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期目標節點之年。北京自貿區在這一年横空出世，定位爲“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務業擴大開放先行區、數字經濟試驗區”，着力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邁向新高度。
如今，一個以首都北京爲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主幹搆架已基本形成。一方面，北京的“大城市病”得到有效緩解，疏解整治促提昇專項行動成效明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爲2189.3萬人，符合“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内”的中期目標。
另一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穩步推進，協同發展的效應逐步顯現。圍遶産業聯動發展，三地充分發揮北京科技創新優勢，帶動津冀傳統行業改造昇級。其中，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建設持續推進，金隅·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産業園、京能集團鑫華源智能停車製造基地等一批重大項目建成投産，京津冀三地産業對接協作進入快速融合通道。
與長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粤港澳大灣區更多定位於“開放”。作爲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强的區域之一，粤港澳大灣區包括4大核心城市，分别是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税區、三種流通貨幣的條件下，實現跨境協同創新，打造開放新高地，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國際上尚無先例。
其中，加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建設粤港澳大灣區的重點領域。截至2019年底，粤港澳大灣區的珠三角9市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4500公里，核心區密度約8.2公里/百平方公里，超過紐約、東京都市圈。根據《交通强國建設廣東試點實施方案》，到2022年底將形成大灣區“12312”交通圈，實現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達到世界一流灣區發展水平。
【用“一體化”發揮乘數效應】
在國際城市群之間的較量中，如何提高我國城市群的競争力?
一方面這涉及單個城市實力的提昇，比如科技産業的創新、宜居宜業水平及市民教育水平的提昇等。近二十年來，我國大城市在許多世界城市榜單中極速躍昇。不僅是四大一綫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綫城市的國際知名度也不斷提高。
另一方面，從横向看，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做文章”。若僅以單個城市着眼，不同行政區之間難免發生惡性競争。發展城市群的關鍵一點正是如何把地理上的城市組團變爲内部有機聯繫的城市群。這需要在“一盤棋”的理念下通過行政壁壘的逐步消除、基礎設施和軟環境的協同與對接，達到1+1>2甚至是乘數效應，提昇整個城市群的競争力。
近年來，城市群協作也迎來跨越式發展。在省際“斷頭路”方面，21世紀經濟研究院觀察到，前些年有網友在論壇中感嘆江浙滬比珠三角更常碰到“斷頭路”。一個原因在於長三角許多地方涉及跨省邊界，例如以前上海與江蘇一些交界處往來要花數倍時間繞行。而上海與周邊蘇州等城市已形成較爲密切的産業聯繫，邊界兩側的城鎮也渴望融合發展。
伴隨一體化戰略的“東風”，2018年6月蘇浙滬皖簽署《長三角地區打通省際斷頭路合作框架協議》，爲長三角地區打通省際“斷頭路”踩下油門。開工後，有相關城鎮政府工作人員感嘆，8年前就在設想兩地聯通後借勢發展度假旅遊，如今終於可以落地了。
從世界經驗來看，大都市圈中一些小城鎮爲“上班族”提供度假休閒等服務是常見的城市分工方式，也是市場所向。促進要素的有序流通，改進阻礙其發展的體制機制，可以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最近三年，長三角作爲城市群中主攻“一體化”的載體，許多細分領域的協作越發“活絡”，也將一體化推向縱深，形成示範效應。産業層面，當下産業聯盟的建設形成一股熱潮，全面開花。有的由政府牽頭推動，例如在工信部門指導下上海發起成立長三角集成電路融合創新産業聯盟。更多的由行業自行發起，例如長三角工業設計産業聯盟，這類平臺爲各地職能部門、行業協會、市場主體等多方的溝通合作提供更多空間。
同時，三省一市的市場監管部門也在力求推動長三角市場體系一體化，包括營商環境聯建、監管執法聯動、市場信息互通、標準體系互認，這將爲城市群中的市場主體拓展業務、開展合作帶來便利。在民衆更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務方面，力度尤大。截至2020年6月，長三角有5700多家定點醫療機構納入了异地門診直接結算信息平臺，居民到參保地備案後，就能到异地醫院門診刷醫保卡結算，個人病歷信息也已互通。另外，2020年青嘉吴三地還首次實現了跨省域中職招生。
視野向南，近期港式家庭醫生入駐深圳前海，内地與香港醫療體系正加速對接。視野向北，北京首條跨省域軌道交通河北段26日開工建設，北京與河北聯繫更爲緊密。
在“一盤棋”的理念框架下，三大城市群正在苦練内功，携手發揮叠加效應，在世界級城市群的競争中再邁臺階。（朱玫潔 劉美琳）
早在2006年，“十一五”規劃就提出“把城市群作爲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將大都市和小城鎮兩個角度統籌起來。直至“十三五”規劃對中國城市群格局明確定調，重點發展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在内的19個城市群，從“一群城市”邁入“城市群”的新型城鎮化思路逐漸清晰。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粤港澳大灣區的三大城市群建設已初具規模。2015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正式批準設立河北雄安新區。2019年2月及同年12月，《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相繼印發。三大城市群全部上昇爲重大國家戰略。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世界級城市群有六個，分别是以紐約爲核心的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爲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東京爲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倫敦爲核心的英倫城市群，以巴黎爲核心的城市群，以及以上海爲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
如今，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三大城市群正朝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的方向加速推進。邁向世界級城市群，不僅意味着指標規模與發展質量的提昇，更意味着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創新。
【中國城市群演進之路】
在西方一開始對城市群的研究中，以上海爲中心的經濟集聚區已受到關注。1976年，盡管當時我國處在改革開放前夕，戈特曼認爲存在以上海爲中心的城市密集區，並把它列爲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這在學界影響廣泛，也使長三角城市群一直備受國際關注。
在國内，上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改革開放的推進，沿海城市制造業商貿業快速發展，人口大量涌入，長三角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等設想也在萌芽。
不過，當時圍遶城鎮化討論更多的是，究竟“走大都市還是走小城鎮”路綫。“十五”規劃中提出“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模”。
2006年，“十一五”規劃是思路轉變的關鍵節點。規劃提出“把城市群作爲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這就將大都市和小城鎮兩個角度統籌起來。並點名三大城市群的支撑作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内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自此，中國迎來城市群戰略時代。
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佈，同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於開展跨省級行政區城市群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下發，拉開了跨省城市群規劃的序幕。此後多地城市群規劃雨後春笋般紛紛出爐，“十三五”規劃中包括了19個城市群。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這意味着在城市和省級行政邊界之外，已形成另一套衡量區域發展的體系。
確定了怎麽做，接下來是具體的推進。而在此過程中，由於各地城市群規劃尺度較大，多個城市跨省合作並非易事。由此催生了2019年都市圈戰略的“出世”，由國家層面力推，强調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規劃尺度的縮小，讓城市間協同的“抓手”更加實在，同時也以都市圈支撑城市群的發展。2020年，在成渝城市群的框架下提出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也體現了這一思路的變化。
進一步看，實際上在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中，“一體化”就指明瞭長三角城市群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任務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壘，讓資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從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而這也是全國城市群、都市圈推進的重點。
至此，我國城市群戰略也邁出深入推進的跨越性一步。
【三大城市群各具特色】
2018年11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佈，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昇爲國家戰略。
讓要素在更大範圍内暢通流動，“一體化”和“高質量”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兩大關鍵詞。實際上，一體化的探索早在1982年就已經啓動。這一年，國務院决定建立上海經濟區，包括當時的蘇錫常和杭嘉湖等地。1997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正式成立，首批成員包括長三角15個城市。2005年，首次長三角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在浙江杭州召開。
2016年起，長三角城市群建設開始向國家戰略邁進。2016年，國家發改委、住建部聯合印發《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安徽合肥、蕪湖等8個城市正式納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正式上昇爲國家戰略。
相比之下，“協同發展”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關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京津冀“功能互補、區域聯動、軸向集聚、節點支撑”的布局思路。根據規劃綱要，2020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期目標節點之年。北京自貿區在這一年横空出世，定位爲“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務業擴大開放先行區、數字經濟試驗區”，着力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邁向新高度。
如今，一個以首都北京爲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主幹搆架已基本形成。一方面，北京的“大城市病”得到有效緩解，疏解整治促提昇專項行動成效明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爲2189.3萬人，符合“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内”的中期目標。
另一方面，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穩步推進，協同發展的效應逐步顯現。圍遶産業聯動發展，三地充分發揮北京科技創新優勢，帶動津冀傳統行業改造昇級。其中，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區建設持續推進，金隅·曹妃甸協同發展示範産業園、京能集團鑫華源智能停車製造基地等一批重大項目建成投産，京津冀三地産業對接協作進入快速融合通道。
與長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粤港澳大灣區更多定位於“開放”。作爲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强的區域之一，粤港澳大灣區包括4大核心城市，分别是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税區、三種流通貨幣的條件下，實現跨境協同創新，打造開放新高地，是“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國際上尚無先例。
其中，加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建設粤港澳大灣區的重點領域。截至2019年底，粤港澳大灣區的珠三角9市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4500公里，核心區密度約8.2公里/百平方公里，超過紐約、東京都市圈。根據《交通强國建設廣東試點實施方案》，到2022年底將形成大灣區“12312”交通圈，實現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達到世界一流灣區發展水平。
【用“一體化”發揮乘數效應】
在國際城市群之間的較量中，如何提高我國城市群的競争力?
一方面這涉及單個城市實力的提昇，比如科技産業的創新、宜居宜業水平及市民教育水平的提昇等。近二十年來，我國大城市在許多世界城市榜單中極速躍昇。不僅是四大一綫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綫城市的國際知名度也不斷提高。
另一方面，從横向看，城市和城市之間的關係也可“做文章”。若僅以單個城市着眼，不同行政區之間難免發生惡性競争。發展城市群的關鍵一點正是如何把地理上的城市組團變爲内部有機聯繫的城市群。這需要在“一盤棋”的理念下通過行政壁壘的逐步消除、基礎設施和軟環境的協同與對接，達到1+1>2甚至是乘數效應，提昇整個城市群的競争力。
近年來，城市群協作也迎來跨越式發展。在省際“斷頭路”方面，21世紀經濟研究院觀察到，前些年有網友在論壇中感嘆江浙滬比珠三角更常碰到“斷頭路”。一個原因在於長三角許多地方涉及跨省邊界，例如以前上海與江蘇一些交界處往來要花數倍時間繞行。而上海與周邊蘇州等城市已形成較爲密切的産業聯繫，邊界兩側的城鎮也渴望融合發展。
伴隨一體化戰略的“東風”，2018年6月蘇浙滬皖簽署《長三角地區打通省際斷頭路合作框架協議》，爲長三角地區打通省際“斷頭路”踩下油門。開工後，有相關城鎮政府工作人員感嘆，8年前就在設想兩地聯通後借勢發展度假旅遊，如今終於可以落地了。
從世界經驗來看，大都市圈中一些小城鎮爲“上班族”提供度假休閒等服務是常見的城市分工方式，也是市場所向。促進要素的有序流通，改進阻礙其發展的體制機制，可以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最近三年，長三角作爲城市群中主攻“一體化”的載體，許多細分領域的協作越發“活絡”，也將一體化推向縱深，形成示範效應。産業層面，當下産業聯盟的建設形成一股熱潮，全面開花。有的由政府牽頭推動，例如在工信部門指導下上海發起成立長三角集成電路融合創新産業聯盟。更多的由行業自行發起，例如長三角工業設計産業聯盟，這類平臺爲各地職能部門、行業協會、市場主體等多方的溝通合作提供更多空間。
同時，三省一市的市場監管部門也在力求推動長三角市場體系一體化，包括營商環境聯建、監管執法聯動、市場信息互通、標準體系互認，這將爲城市群中的市場主體拓展業務、開展合作帶來便利。在民衆更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務方面，力度尤大。截至2020年6月，長三角有5700多家定點醫療機構納入了异地門診直接結算信息平臺，居民到參保地備案後，就能到异地醫院門診刷醫保卡結算，個人病歷信息也已互通。另外，2020年青嘉吴三地還首次實現了跨省域中職招生。
視野向南，近期港式家庭醫生入駐深圳前海，内地與香港醫療體系正加速對接。視野向北，北京首條跨省域軌道交通河北段26日開工建設，北京與河北聯繫更爲緊密。
在“一盤棋”的理念框架下，三大城市群正在苦練内功，携手發揮叠加效應，在世界級城市群的競争中再邁臺階。（朱玫潔 劉美琳）